苏联解体堪称20世纪最大的政治事件，但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家，哪怕是瞎蒙，预言过会发生这一幕。 

1987年，著名历史学家保罗•肯尼迪出版了他的名著《大国的兴衰》。当时，他谈到了苏联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，但最让他担心却是美国的衰落。苏联解体，让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学者集体失语。 

当时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心理政治学家菲利普•泰特罗克却丝毫不觉得奇怪。他从1987年就开始研究学者们关于国内政治、经济和国际关系的预测，比如，海湾战争会不会爆发、日本房地产泡沫会不会崩溃、魁北克是否会脱离加拿大等等。2005年，他把自己研究了十几年的心得写成了一本书：《专家的政治判断》。 

泰特罗克的结论非常清楚：从总体上看，专家的预测明显地比群众的预测差。 

他把专家分为两个类型。一种叫“刺猬型”学者，一种叫“狐狸型”学者。 

这个典故出自古希腊诗人阿齐罗库斯。他说：“狐狸知道很多小事情，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情。” 

刺猬们相信，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，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基本规律，这个规律影响着整个社会。只要你发现了这个规律，历史的迷雾就顿时消散。

弗洛伊德肯定是一只大刺猬。在他看来，什么都是潜意识、性冲动。你把他带到天安门广场，他都会说，对对对，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阳具崇拜的潜意识。 

在我的经济学同行中，也有一大批是刺猬，他们坚信市场总是比政府聪明，不管什么事情出了问题，比如春运买不到票、火车脱了轨，甚至汶川有地震，他们都会告诉你：你看，我说的吧，这就是因为政府干预。 

说实在话，刺猬有刺猬的优势。“刺猬”更容易成为学术大师或公共知识分子，他们有“深刻的片面性”。但正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卡尼曼所说的，一旦你接受了某种关于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论并坚定不移地信仰它，你就很难发现世界的本来面目了。 

狐狸们则天性多疑，对什么都不会全信。他们经常变化，喜欢向别的学者和别的学科学习，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看法。如果看到的实际情况和原本相信的理论不一样，他们更愿意怀疑理论错了。他们不敢相信一个基本规律能左右整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了反例、异常、错误和混乱的。你问他们一个问题，他们总是会给你模棱两可的答案。这一点尤其惹人讨厌。 

在电视上、网络上影响力更大的往往是刺猬。 

这跟电视和网络的需求有关，也跟专家的性格有关。电视和网络要吸引眼球，需要那种斩钉截铁的说出惊世骇俗的观点的专家。越与众不同，越容易引起轰动。刺猬们往往更大胆、更激烈，说话底气更足。在电视和网络上，狐狸们却显得很无趣。亮出你的观点，旗帜鲜明一点，好不好？但狐狸们却说话含混，躲躲闪闪，观点听起来前后矛盾，真是一点自信心都没有。 

为什么看来底气不足的狐狸们，做预测的时候可能比底气十足的刺猬们表现更佳呢？你得承认，认识到自己的无知，是最大的智慧。人们总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过度自信。谦虚、低调一点总是没错的，修正自己过去的观点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。 

狐狸还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他们能传播思想的种子。 

我们可能会以为科学研究像叠罗汉一样，后来的学者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但科学研究的实际进展要混乱得多。有很多错误的研究大行其道，也有很多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却湮灭无闻。 

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知识的山洞里。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公共知识，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隐藏了起来。只有当这些知识被全面认识和利用之后，新的理论才能创建。 

但这不是靠一个学科内部的学者大量阅读文献就能实现的，促进创新的最好办法就是有很多狐狸，从一个领域跳到另外一个领域，腿上沾着各种花花草草的种子，把他们传播到各地。再假设土壤和气温适宜，这些种子就可能在新的地方生根发芽。

刺猬或是狐狸，你是哪种类型的呢？

本文由作者 何帆 授权罗辑思维发布，选自《先放一把火》，中信出版社出版。

知识不是一个客观存在。
知识有点像火，既不是任何物质，也没有任何确定的性状，但是可以不断地传递下去。
我来下一个拗口的定义——
知识，是在不同人的认知结构之间传递、生成、湮灭的流动态的信息。
1. 只有当嵌入到具体的人的认知结构中的时候，信息才是知识。
2. 它只存在于流动、杂交、生成、湮灭的过程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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